众所周知，在过去的数百个世纪中，人类文明水平的进步一直是呈加速度发生的。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情况是否像《三体》中所说的那样，是智慧生物中的“偶然现象”，但很显然，在地球生物演化史上，这肯定是破天荒头一遭。在区区数千次世代更迭的短暂时间中，现代智人彻底摆脱了完全被动的自在状态、成了自己的主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仍然被视为一群孩童——如此“藐视”我们的不是别的家伙，正是我们自己历经进化而产生定型的生物本能。

从启蒙运动的时代起，就不断有乐观主义者宣称人类正在大踏步迈向传说中的理性王国。但在本能这位老伙计眼里，我们仍然是一群不懂事的孩童。打个不大贴切的比方，这就像是让一位原始人家长穿越到现代对我们的生活发号施令。这种错位发生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以大中型哺乳动物的标准而言，现代智人的代际更替所需的时间并不算短，即便在自然状态下也长达十余年之久，基因突变频率很低；更糟糕的是，由于在更新世后期一度濒临灭绝边缘，我们的基因库要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狭窄得多。而相较之下，在日照不足（因此不易晾晒海水）的高纬度地区，盐的产量即便在公元元年左右都仍然严重不足，人类能稳定量产蜂蜜在大多数地方还只是千年之内的事，在14世纪的德意志沿海城市里，砂糖仍然是一种贵比白银的奢侈药品。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业区中也只看到五分之一的工人家庭能够每周都消费新鲜肉类。在大正年间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一只鸡的价格相当于纺织女工一周以上的工资——因为大规模商品畜牧和养殖业到20世纪中叶才完全成型。如此一来，“进化赶不上变化”的发生自然也就不足为奇：对于昆虫和鱼类而言，几百年的基因性状筛选或许已经足以让演化的车轮稍稍转动方向，但对代际更替缓慢的我们而言，大多数决定性的改变仅仅是几个世代前才发生的。

正因如此，在进入20世纪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曾经让自己得以存活的优质遗传特性令他们陷入了困境：对糖、盐、脂肪和酒精的嗜好随着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而成了发达社会的头号杀手。比如，高盐饮食原本是为了确保体内能随时保有足够的钠和氯离子，而现在却成了让垃圾食品的危险度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因素——有个并不可笑的笑话就是这么说的：如果要对发达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话，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大规模投资快餐店，光是摄入食盐和食糖过量这两样，每年就能合理合法地提早送几十万人上西天。

而糟糕的事还不止于此，由于人类演化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非洲度过的，因此人普遍对那些非洲以外的不利因素缺乏自然抵抗力。我们之所以对纯粹的苦味极度拒斥，是因为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大多数容易被摄食的植物都因为经常被大型食草动物取食而演化出了有毒的苦味生物碱。可是，我们对同样来自植物自卫手段的辣味却难以抵抗，因为带辣味的植物大多是原产美洲的茄科植物，和我们的祖先相遇的时间很可能不超过一万年。因此，我们那缺乏相应进化的大脑至今仍然会在食用辣椒时被欺骗、按照应对灼伤的方式分泌能令我们感到欣快感的内啡肽。这种“欺骗”不分地域，仅仅基于人类“系统”中的一个共有的“漏洞”。因此，辣椒这种“有毒物质”能在已经采集和栽培它数千年的墨西哥和仅仅引入它数百年（很可能是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中国获得相同的认可，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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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这种“自欺欺人”的事就一直屡见不鲜：从阿拉伯茶到罂粟，再到新大陆的古柯和烟草。尽管除了被南美印第安人视为高原生活必要物资的古柯叶，大多数天然兴奋剂与致幻剂对于人类的生存都是弊大于利。而它们那些令人类心驰神往的有效成分原本是在漫长的“生物军备竞赛”中用来迫使食客望而却步的护身符。但是，因为我们与这些玩意儿的接触时间实在太晚，自然选择还来不及，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让我们像拒斥苦味一样产生本能的排斥。

在上述因素的交叉影响下，人类的本能在“手段”和“目的”层面上所发生的倒错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最初，本能刺激嗜好的产生是为了让我们祖先能更有效地生存成长、繁衍后代。但到了后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颠倒了过来：能够自觉改造自然的人类不再一味依赖于本能，相反，我们开始将获取嗜好作为目标，甚至不惜使用会危及原本的目的——生存和繁衍——的“作弊”手段达成这一点。对这种黑色幽默式的倒错的认知成了禁欲主义诞生的基础。如果剥去宗教与道德外衣，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禁欲主义者的行为并不能有效地应对这种手段与目的的错位，但他们对“纵欲”的拒斥与恐惧确实是有道理的。

不过，正如过去数个世纪中的事实无情证明的那样，“存天理、灭人欲”在过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未来则更不可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倒错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彻底。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肇因于娱乐手段的易得性：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算法和算力的提升意味着我们正拥有远比过去更多、更巧妙的手段进行“自欺欺人”的大业。曾被视为空前壮举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所调动的全部运算能力，现在甚至不及一台笔记本电脑的零头；《钢铁苍穹》中逃亡月球的纳粹残余把21世纪的智能手机视若至宝的桥段，可绝不仅仅是搞笑而已。《玩家一号》《雪崩》这样的赛博朋克作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崛起和大热，也映射了对这种正以无可阻挡之势变化的担忧。

你往何处去——站在理性十字路口的嗜好

20世纪中后期席卷了整个西方文化界的朋克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段尾声、也是一部序曲：在民权运动与性解放运动的浪潮冲击下，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连同依附其上的道德、价值观和其他一切观念上层建筑全都化为乌有，除了极少数国家仍然残存的部分宗教势力外，传统的节欲、禁欲主义已经从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被一同连根拔起。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正让人类能以更小的代价更加有效地进行过去数万年间一以贯之的“作弊”大业，从而让本能进一步陷入窘境之中。

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兴起的赛博朋克作品中，对这种矛盾前景的展望几乎可以说是它们思想核心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与刚刚摆脱物质匮乏、当时全面沉浸在玫瑰色未来（rosefuture）中的中国[4]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赛博朋克的基调是消极的、悲观的，尤其是当它与生化朋克（bio-punk）产生交集时，因为二者的早期创作者们都意识到了一种未必美好的可能——在经过漫长的演变之后，人类的“作弊”手段终于可以跳过具象的、基于本能的嗜好，绕过种种具体的“力比多”，而直达被弗洛伊德描述为“伊底”的那个根源了。

换言之，我们不再一定需要满足自己，因为我们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的大脑确信自己已经被满足。《黑客帝国》中的叛徒之所以为了重返电池舱而背叛同伴，正是因为在他看来，虚拟的高质量生活就等于真正的高质量生活。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这十几年里，任何明眼人都无法对这种可能视而不见。且不论正在发展中的vr技术、可能在未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脑机接口，光是已经足够发达的网络游戏、“二次元”文化体系，偶尔再加上一点儿新型精神药品和类似的小玩具，就足以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御宅族”集团。

对于这样的发展，不少人或许会无所谓地摇摇头，然后宣布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同样也意味着一件事：人类社会运转规则正面临着一次彻底的洗牌。在过去，除了少数利他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外，普罗大众的努力无非分为两个阶段：“饱暖”与“思淫欲”。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解决了其中的第一项，而第二项也正在逐步消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作为社会人的生存意义与生存目的正在自然地遭到解构。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抱怨“没有目标”“对未来迷茫”绝非无病呻吟，除却全球性阶级固化之外，这种手段与目的彻底失调也是重要原因所在——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将本能设计出来驱策我们生存的手段视为目的，而现在，当手段本身可以被近乎没有代价地实现时，我们却开始失去了目的。

未来会怎么样？在这个货真价实“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个古老的问题正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难以解答。但在我们可以肯定的事中，有一件是确定无疑的：随着古老的、本能的驱动力丧失效能，我们将在不久之后直面自己的理性。满足嗜好与竞争稀缺资源的旧行为模式走到尽头之后，更值得询问的问题是：

我们将为了什么而生活。

[责任编辑：艾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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