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异化与理性——人类嗜好的过去与未来

文索何夫

原初动力——人类嗜好的起源

前些年，一段放羊娃与记者之间的对话在社会上掀起过一阵讨论热潮：在对话中，放羊娃展示了一种简单到极点的闭环式人生轨迹：放羊、赚钱、娶媳妇、生孩子、继续放羊。

但话说回来，人的一生真的能被简化到如此程度吗？即便从最彻头彻尾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个现代智人，只要没有在错误的地方多出来一条染色体，或者在出生前后遭遇过严重缺氧之类的不幸，那他总会“好一口什么”——只要条件允许，任何人的生活资料中必然会包含一定比例的享受资料，甚至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也不例外：据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战后回忆，集中营里暗中流通的“货币”就是劣质烟草，其次则是私酿酒。

在过去千百年中，无数人都曾试图与人类的种种“不良嗜好”对抗，但最终全都失败。在这类行动中，禁酒是最常见的：从大禹和姬发的时代开始，直到20世纪的海斯和戈尔巴乔夫，政治人物一次次试图限制人们消费酒精，但直至今日依然没什么成效。对于烟草的控制比酒精来得晚，也更加猛烈，可直到如今，禁烟运动的推动者们所做到的最多也不过是将吸烟逐出了公共场所。而对于鸦片和可卡因类药物的查禁更是从19世纪就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到21世纪初，全球禁毒运动已经成为投入资金以千亿计的浩大浪潮，在某些国家甚至索性演变成了“战争”，然而毒品走私依然屡禁不止。至于危害不那么直接而明显的嗜好——比如过量摄取糖分、脂肪或高浓度咖啡因，更是无人能阻止，顶多也只能在各种“健康指南”上做一些尽心的提醒罢了。

单从理性角度来看，酒精和各种精神类药品的存在毫无意义。酒精还好些，起码能用来消毒、净化饮水，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于舒张血管与取暖（但代价是对肝脏的重度压迫），而沉迷后者则纯粹只是自我伤害和自我毁灭罢了。在几乎所有文化中，酗酒都被视为危险、恶劣的负面标志[2]：传统中国文化在描述贪官污吏或者暴君庸主时，几乎必然要将“沉湎酒色”“酒池肉林”作为某种“标准配置”。在以发酵净化饮用水的欧洲，对酒，尤其是烈酒的责难仍然并不鲜见，以至于修士们道德高尚的标志之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黑面包和清水”。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往往被描述成有着暴躁、难以预测而嗜血的一面。而近现代史学兴起之前，人们提起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总会关联他们葡萄酒的消费量。当巫师和萨满隐入历史的阴霾后，各种麻醉品和致幻剂在世界各地便被视为邪法和巫术，沉迷于乌头、罂粟、曼陀罗这类玩意儿更是被当成与魔鬼做交易，甚至可以引来杀身之祸。是的，除了美洲文明的少数特例，没有哪个文化在公共道德和价值观的维度上鼓励社会成员拥抱这些嗜好，但也从没有成功地禁绝过它们。

总而言之，在过去上万年的历史中，人类与自己的嗜好一直处于这种“痛并快乐着”的共存状态下。而试图与它对抗的尝试则无异于西绪福斯的苦役，耗费巨大，但基本无法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这是为什么？

习惯于机械唯物论和阴谋论的人可能会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人见利忘义，每一项广泛流行的嗜好都意味着庞大的经济利益。从公元前的古典时代开始，酒类就已经是大多数社会中最常见的流通商品之一，被称为“魔鬼草”的烟草数个世纪中成了许多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在中东和黎凡特，咖啡业的可观进项让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神学家们的禁令统统夭折。而贩毒利润更是无须细说，正所谓“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冒绞首的风险”，信哉斯言。

然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决定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内因。如果不存在广泛的需要、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基础，任你怎样的高额利润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在这方面，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人类的“默认口味”——甜味。虽然在成年之后，每个人对饮食口味的爱好都会各不相同，但在孩提时代，尤其是社会化过程尚未开始的幼儿时期，几乎所有人喜欢的食品都是越甜越好，如果是软的，那就更妙不过了。从近代儿童故事里屡屡出现的姜饼人、糖果屋，到《查理的巧克力工厂》，但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儿童这一文化符号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形象，通常也少不了各种各样又软又甜的糖果。

在过去，那些古板、习惯于强调“艰苦奋斗”的道德家们往往将儿童的这种偏好指责为心智发育不足所导致的“吃不得苦”，但事实上，这话只对了一半。儿童的行为模式与动机更加返璞归真，更接近我们那些刚刚走出非洲大草原的祖先——在弓箭、网和其他给予人类肆意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工具被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像所有游荡生活的杂食动物一样，经常处于能量摄取不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大量能量的甜味通常就成了最吸引人的味道。同理，对软质食物的偏好也有源流。在烹饪与食物处理技术落后的时代，各色各样的“黑暗料理”导致的牙釉质磨损也非常要命：在埃及和古代欧洲，粗制面粉中的沙砾与石子让很多人在三十岁之前就满嘴烂牙；而在亚洲，经常混着茎秆和稻壳的粗糙谷物也有相似效果。“尽可能减少牙齿磨损”这一行为倾向在一代代自然选择中被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遗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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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对酒精的热爱也和甜食颇有关系：在自然界中，能被人类祖先接触到的酒精大多来源于自然发酵的果糖和淀粉，少数则源自蜂蜜和乳类，而这些玩意儿全都是在艰苦的史前时代度日的宝贝。由于乙醇本身具有的高挥发性，“酒香=容易到手的能量”这个等式的成立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也正因如此，近现代的探险家们才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居住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偏远角落、甚至对酿造和发酵没有任何基础概念的“狩猎-采集”民族都会迅速接受外来者们带来的酒类，狂饮到底，甚至出现举族烂醉的景象。在近代，这种情况时常被种族主义煽动者当作“民族劣根性”的证据，殊不知，他们所目睹的不过是人类孩提时代的常态罢了。

当然，除了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这些嗜好之外，也还有另一些相对“高级”的嗜好，比如致幻剂。虽说大自然中致幻剂并不难找[3]，但在自然环境下陷入精神异常状态实在过分危险，因此它没有像嗜甜和嗜酒一样被铭刻在基因之内。但这些物质的流行可能与人类某阶段认知能力的演进相关——任何对宗教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作为最早的全球性宗教，萨满教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四氢大麻酚和裸盖菇素之流的“功劳”。当最早的脱产思想者开始对形而上学的领域产生兴趣时，他们正是在致幻剂带来的抽搐与痉挛中描绘出了最早的超越物质世界的图景。

手段与目的颠倒——当进化跟不上进步时

在人类历史上，对嗜好的追求总是无法摆脱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那便是禁欲主义。从释迦牟尼、马可·奥勒留到圣雄甘地，总是有人试图抵抗人类本能的冲动。由于诸多历史因素（尤其是中世纪基督教会和中国理学家们留下的负面影响），外加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价值体系，禁欲主义在现代人眼中的形象已经远远不如古典文明的黄金时代那样光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可取之处。

事实上，除了将欲望本身神秘化并转化为某种禁忌（taboo）的形而上学思维外，禁欲主义还有着一个相当合理的来源：对人类进化与进步错位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