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嵘的主要着作</p>

《诗品序》</p>

译文（参考）—2）：</p>

当时上层人士在广博的谈论之余，也谈论诗歌。他们谈论诗歌时，随着各自的爱好，讨论的意见也各自不同，或混淆不清，或相持不下，议论纷纷，没有可依据的标准。</p>

刘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欣赏家，他不满于上述这种混乱情况，想品评当代诗歌，有所标榜。他的着作没有完成，锺嵘有感于此而作《诗品》。</p>

从前班固、刘向对人物的品评，从名、实两方面加以考校，确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至于诗歌也是一种技艺，这是显而易见的，以类推之，几乎和棋戏相同。</p>

恭维当今皇帝梁武帝有天才，能深思，文学成就辉煌，赏析精深广博。梁武帝与文士交游时已是诗坛领袖，他爱好文学，作了皇帝后，促使许多有才学的作家涌现出来。</p>

当代诗人的成就已超过汉、魏、晋、宋，这确非我这粗浅的着作所敢于区分其派别而加以品评的。我这着作只不过流传于民间，相当于一般谈笑而已。</p>

（第四段提要：先述写作《诗品》的动机和目的，最后恭维几句梁武帝和当代诗歌，并致谦辞。以上四段序于卷上。）</p>

一品之中，大致按作家时代为先后，而不按其优劣排比。过去的作家其文已成定论，这里所评的，不录现在还活着的人。</p>

作文用典故，这已是经常为人所谈论的题目。有关国家大事的文书应该用许多典故。记叙德行的文章和驳议表奏等，宜于尽量引用古人的业绩。</p>

至于抒情的诗歌，却不以用典故取贵。“思君如流水”（徐干《杂诗》中的句子），就是写眼前所见。“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的起句），也是写所见。“清晨登陇首”（出处不详，可能其诗久已失传），没有掌故。</p>

“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中的句子），是出自经史吗？观古今佳句，都不用典故，而是直接描写所见所感。</p>

颜延之、谢庄好用典故，篇章繁密，对当时的文风有影响。由于受颜、谢用典繁密的影响，大明、泰始时期的文学创作几乎同书抄一样（词章典故的辑录，后代如唐朝的《北堂书钞》，辞书之类）。</p>

近人任昉、王融等不强调言辞的奇特，而争着用新颖的典故。近来作者竞用新典故，已逐渐成为习俗。由于竞用典故，于是每字每句都有出处，碍手碍脚，到处补缀，对文学创作的毒害很大。</p>

诗歌写得自然精美的人却很少见。文词既欠高明，则宜加添掌故义理，虽显得没有天才，却能表现学问，这也是用典的一个理由吧！（这话是对用典故者的讽刺）。</p>

陆机的《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的《翰林》，疏而不切。王微的《鸿宝》，密而无裁。颜延的论文，精而难晓。挚虞的《文志》，详细而且广博丰富，都说知言。</p>

以上分别评论了各家的文论，都只谈文体，不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至于谢灵运的诗集（《诗英》九卷），逢诗就收入。张骘的《文士》，逢文即书（收入）。其用意都在于搜辑作品，不加品评。</p>

《诗品》只采录五言诗加以评论。虽然只采录五言，却也费了不小气力，将古今作品差不多搜罗齐备，共选出120家（实有122家，此举其成数），打算大胆地对他们加以品评，辨明其清浊，指摘其利弊。</p>

凡列入《诗品》所论各诗歌流派中的人，便可称为才子。至于这些作家三品高下的划分，则不是确定不移的论断，还将再作品评，这就有待于知音者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