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是文学的源泉在于现实的观点。这观点是正确的。</p>

作者继续“四候之感诸诗”之后，又阐述了社会环境对诗人的感召，突出了“群”和“怨”特别是“怨”的作用，这是诗歌反映现实的理论。</p>

这理论出现在作诗偏重形式的齐、梁时代，，更有它的进步意义。但是作者认为怨的抒发的效果，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p>

锺嵘既重视诗歌的群、怨，因此要求诗歌要有“滋味”，所谓“滋味”，就是文中指出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p>

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赋、比、兴，做到言近旨远，形象鲜明，有风力，有藻采，乃可耐人玩味，而感染力也愈强。这才是“诗之至也”。</p>

锺嵘反对作诗用典，他以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他对喜用典的诗人，讽刺“虽谢天才，且表学问”。</p>

当然，写作上的援古证今，有时也有它的需要，锺嵘也不是一概排斥，他认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做诗，就不适用这样的标准了。</p>

锺嵘也反对声病，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齐梁时代，声律之说盛行，“永明体”诗风泛滥，锺嵘对此作了有力的抨击。</p>

他认为一味追求声律，反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亦足矣”。他反对那种“伤其真美”的八病，等人为的矫揉造作，而对诗歌的自然的音节美，并不排斥。</p>

《诗品》是我国古代评论诗歌的名着，它反对玄言诗，反对用典，反对声病，主张自然真美，对弥漫在南朝诗坛上的云雾，有廓清的作用。</p>

它对五言诗的起源、不同流派的溯述和对各家的品评，对后世各种诗话的创着，也起了启示作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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