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臂枷(1 / 2)

余春娇是在工头老周葬礼那天,第一次听说那座塔吊的账还没还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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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省城做塔吊司机,整个建筑行业里开重型机械的女人不多,她是其中入行最晚的一个。她男人在工地上出事故死了以后,她把孩子扔给婆婆,报名学了塔吊操作证。别人问她为什么选这行,她说,来钱快,不需要看人脸色。事实也确实如此。她考下证以后跟着一个远房的表叔干,在省城周边的工地上来回跑,哪里缺人她就去哪里,工资日结,从不赊账。她开塔吊的技术不比任何人差,胆子也比任何人都大。别人不敢吊的她敢吊,别人不敢上的高度她敢上。工头们私下叫她“余大胆”,她听见了笑笑,不反驳,也不当真。她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胆子大,她只是不怕。不怕的原因也很简单——她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让人害怕的事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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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是她跟了两年的工头,五十六岁,秃顶,啤酒肚,嗓门大,走路带风。他在省城周边的工地上承包塔吊租赁和安拆业务,手里有七八台塔吊,活多的时候忙得脚不沾地。余春娇跟他的这两年,从城东的物流园跟到城西的安置房,从城南的医院工地跟到城北的商业综合体,工资从不拖欠,年底还有红包。她对老周的印象不算好也不算坏,就是一个普通的工地包工头,嘴碎,脾气大,偶尔骂人,骂完就忘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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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死在工地上。头天晚上还跟工人们一起吃了顿宵夜,喝了半斤白酒,吹牛说要拿下城南那个新项目。第二天早上工人们到工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在塔吊塔吊的大钩悬在半空中,距离地面不到一米,钩子上沾着暗红色的东西,法医说是老周的血迹和头皮组织。法医的结论是意外,老周半夜独自来到工地,被脱落的吊钩砸中后脑勺致死。可工人们都不信,老周虽然有工地的钥匙,可他从来没有半夜去工地的习惯。更离奇的是那台塔吊是老周自己的,他手下那几个塔吊司机把它保养得比谁都仔细,吊钩的销轴和卡板每个月都检查,从来没出过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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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娇在工地上搭了灵棚,停了三天的灵,烧了三天的纸。来吊唁的人很多,大多是各个工地的包工头和材料商,老周欠他们钱,他们也欠老周钱,人一死账就更理不清了。余春娇跪在灵棚里替他烧纸还礼,膝盖跪出了淤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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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三十五岁,丈夫走了四年,老周是她最后一个稳定的雇主。老周死后,她接的活越来越少,从一周四五天变成了一周两三天,有时候一周都没活干。她开始失眠,每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要熬到后半夜才能勉强合眼。那段时间她总是梦见那台塔吊。梦里她坐在驾驶舱里,操纵杆在手,塔吊缓缓旋转,大臂在夜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圆弧。她看不清吊钩手都在发抖。她想把那个东西放下去,操纵杆却推不动,吊钩卡在半空中不上不下,塔吊还在旋转,越转越快,大臂像一只巨大的手臂在夜空中乱挥,她听见了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然后她醒了,浑身冷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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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从老周死的那天起,有什么东西就已经盯上她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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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余春娇接了一个私活,在省城东南部的一片开发区里开塔吊。工地不大,是一栋五层楼的厂房,老板姓陈,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人,说话慢吞吞,做事挺靠谱。余春娇到了工地以后,围着那台塔吊转了一圈,总觉得哪里不对。塔吊是新的,去年才出厂的平头塔,大臂长五十米,最大起重量六吨。一切正常,高度正常,力矩限制器正常,变幅机构正常,回转机构正常,吊钩正常,钢丝绳正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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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劲的是什么?”她说不上来。她把塔吊的开关合上,操纵杆轻轻推了一下,塔吊缓缓启动,回转机构发出低沉的、有节奏的嗡鸣声。她盯着正在缓慢旋转的大臂,忽然觉得那个声音不对,不是机械运转的声音,是另一个声音,从塔吊的金属结构里面渗出来的,闷闷的,沉沉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她关闭了电源,那个声音停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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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把这件事告诉陈老板,说了他也不会信。她从驾驶舱里爬出来,站在塔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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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之前。陈老板买了几挂鞭炮、几刀黄纸,在塔吊底下摆了一张供桌。供桌上供着猪头、整鸡、整鱼,三杯白酒,三炷香。陈老板点着香,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黄纸点着了扔进铁桶里。纸灰从桶里飞出来,落在余春娇的头发上、肩膀上,灰白色的,轻得像雪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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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塔吊着塔身内部的爬梯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驾驶舱的时候,她低头看了一眼地面,陈老板已经走了,供桌还摆在那里,三炷香还在燃着,香烟在晨风里扭成了几道弯弯曲曲的线。她坐上驾驶座,把操纵杆推到底,塔吊缓缓启动。大臂开始旋转,变幅小车沿着大臂向外移动,吊钩缓缓下降。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异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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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股气味一直在。不是从地面上飘上来的,是从塔吊的钢结构内部渗出来的,铁锈的腥味底下,藏着一股极淡极淡的甜。她已经闻了很久了。她不知道那股甜味从何而来,只觉得在驾驶舱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待久了,鼻子深处有一种隐隐的胀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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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娇在那个工地上开了半个月的塔吊。每天早出晚归,吊钢筋、吊模板、吊混凝土。一切正常,没有异常,没有怪声,没有怪味,甚至连那个困扰了她很久的梦都没了。每天收工以后回到出租屋,洗完澡躺到床上,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天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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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为自己终于走出了那场漫长的失眠,以为那些梦境和老周的死一样,只是她生命中的一段意外插曲。她甚至在考虑要不要给陈老板打电话,问问他后面的活还要不要人,工钱能不能再加一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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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她正吊着一捆钢管往三楼的楼面上送。塔吊旋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操纵杆忽然卡住了。她使劲推了几下,推不动;拉了拉,拉不动。塔吊还在转,大臂以恒定的速度缓缓划过天空,变幅小车停在大臂中间的位置,吊钩悬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她低头看了一眼力矩限制器的显示器,数据在跳动,不是正常的跳动,是那种毫无规律的、忽大忽小、忽正忽负的乱跳。她用力拍了几下仪表盘,显示器闪了两下,灭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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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杆还是卡死的。她松开手,操纵杆没有复位,停在那个推了一半的位置,像一只被冻住的手。她往窗外看了一眼,吊钩悬在三楼楼面上方,钢管还吊在半空中,晃晃悠悠的,随时可能坠落。她试图用塔吊的备用电源启动紧急操作系统,备用电源没电,指示灯不亮。她使劲按了好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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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驾驶舱的窗户探出头,往下看了一眼。地面上那个供桌还在。那三炷香没有灭,香烟从供桌上升起来,在无风的工地上升得笔直。可那烟不是白色的,是灰黑色的,浓稠的,像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尘。烟柱的正下方,塔吊底座的水泥台上,蹲着一个人。佝偻着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正在低着头摆弄什么东西。他的姿势像在拧螺丝,又像在摸索着什么东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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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娇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给陈老板打电话,屏幕显示通话拨出。她听见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接通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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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响了。不是从听筒里传出来的,是从驾驶舱外面传出来的,从塔吊的金属结构里面渗出来的,闷闷的,沉沉的,和半个月前她第一次启动这台塔吊时听见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那是老周的手机铃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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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娇挂断电话,铃声停了。她盯着那个蹲在塔吊底座水泥台上的人,慢慢看清了那件深蓝色工作服的领口露出的一小块暗红色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之后留下的疤痕。那是老周的。老周以前在工地上被电焊火花烫过,脖子侧面留下了一块拇指大的疤。他剃了光头以后,那块疤就更明显了,白花花的头皮衬着那块暗红色的疤痕,每次她在塔吊上低头往下看的时候,一低眼就能看见。此刻那个蹲在塔吊底座水泥台上的人,脖子侧面也有一块拇指大的、暗红色的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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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缓缓抬起了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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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娇的脑子嗡了一声。那张脸不是老周的脸,是她自己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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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机掉在地上,屏幕朝下,摔成了蛛网。那股呛人的、混着铁锈和甜腥的气味灌满了整个驾驶舱,她捂住了口鼻,趴在操纵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间小小的、悬在半空中的铁皮盒子里趴了多久。当她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地面上什么都没有了。供桌还在,三炷香还在,香烟从香头上升起来,在晨风里扭成了几道弯弯曲曲的线。白烟,不是灰黑色的。塔吊的操纵杆松动了,她一推,变幅小车往前走了,吊钩缓缓降下去,那一捆钢管稳稳地落在了三楼的楼面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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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那台塔吊上下来以后,再也没有上去过。她给陈老板打了电话,说身体不舒服,干不了了。陈老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休息几天,后面还有活。她说不用了,以后都不干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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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陈老板的工地,她后来还是回去了一次。不是去开塔吊,是去把工钱结了。陈老板在项目部办公室里把一沓现金点了两遍递给她,她接过钱的时候,发现陈老板的手背上有几道暗红色的抓痕,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挠过,结了痂,痂壳还没脱落。她问怎么弄的,陈老板说没事,被钢筋刮了一下。他没有看她,低下头继续在手机屏幕上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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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娇从项目部出来的时候,路过那台塔吊。塔吊停在那里,大臂指着正北方向,吊钩收在最高点,变幅小车贴着塔身,一动不动。底座周围的供桌已经撤了,水泥地上还留着一圈被香火烧过的黑印子。黑印子围成了一个规则的圆形,圆形的直径大概有两米。圆心正对着塔吊的底座中心,像一个被精准画出来的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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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圆让她想起了一件事。老周死的时候,法医在现场勘查时发现,老周倒在塔吊底座的旁边。离塔吊底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摩擦过后留在水泥地面上的擦痕。那道擦痕在老周身体周围转了大半圈,然后突然断了。他盯着那些擦痕看了很久,丈量了距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数字。余春娇问那个痕迹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没什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