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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狍子屯，天热得像蒸笼。

太阳从早晒到晚，把大地烤得滚烫。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耷拉着叶子，无精打采的；狗趴在墙根底下，伸着舌头喘气，连叫都懒得叫一声。蝉在树上没命地叫，“知了——知了——”，吵得人心烦意乱。连老黑山上的松树都蔫了，针叶耷拉着，像是被太阳烤焦了。

郭春海今天带队巡护，走的是林场东边的路线。

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轻手轻脚地穿上衣服，怕吵醒乌娜吉和孩子们。乌娜吉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这么早？”

“今天巡东线，远，得早点走。”郭春海系好鞋带，背上帆布包，从墙上取下猎枪。

乌娜吉坐起来：“吃了饭再走。”

“不吃了，孙大爷他们等着呢。”

乌娜吉披上衣服，从灶间端出两个贴饼子，用纸包好塞给他：“路上吃。”

郭春海接过饼子，亲了亲还在熟睡的郭小海的脸蛋，出了门。

林场门口，孙把头和大刘已经等着了。孙把头还是那副模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背着猎枪，手里拄着根木棍。大刘是林场的老职工，三十多岁，黑壮黑壮的，干活不惜力，就是脑子有点慢。

三个人沿着山路往东走。这条路郭春海走过几回，不算陌生。走了两个多时辰，进了一片红松林。这里的树又高又密，阳光几乎照不进来。地上铺着厚厚的松针，踩上去软绵绵的，没有声音。

郭春海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突然，他停下来，蹲下身子。

“怎么了？”大刘问。

郭春海指着地上：“你看。”

地上有几道深深的车辙印，还有杂乱的脚印。车辙印很新，泥土还是湿的，显然是昨天或今天早上留下的。脚印有大有小，有深有浅，至少五六个人。

孙把头蹲下看了看，脸色沉了下来：“有人偷着砍树。”

郭春海站起来，顺着车辙印往前走。走了几百步，眼前的一幕让他心里一沉。

一片红松林被砍得七零八落，地上散落着树枝和树皮，树桩参差不齐，有的锯口还冒着新鲜的松脂。大的一人抱不拢，小的也有碗口粗。郭春海数了数，大大小小二十多棵树，全被砍倒了。

大刘气得脸都青了：“这帮王八蛋，连小树都不放过！”

郭春海蹲下，仔细查看树桩。锯口平整，是电锯干的。他拿起一块被锯掉的树皮，看了看锯痕，又闻了闻，说：“电锯，新的，不是林场的家伙。”

孙把头问：“林场的电锯呢？”

郭春海说：“在林场库房里锁着。贾仁义管着钥匙。”

孙把头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郭春海站起来，四下看了看，指着车辙印的方向：“往那边去了。追不追？”

孙把头摇摇头：“追不上。他们早跑了。”他叹了口气，“春海，这事得报场长。”

郭春海点点头，掏出本子，把树桩的数量、大小、锯口的特征都记下来。又用步子量了量被砍的面积，在纸上画了张草图。大刘在旁边帮着捡了几块带锯痕的木头，装进麻袋里。

三个人往回走，谁也没说话。

到了林场，郭春海直接去了老孟的办公室。老孟正在看文件，看到他们脸色不对，问：“怎么了？”

郭春海把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又把本子上的记录递过去。老孟接过去看了看，脸色沉得像锅底。

“能看出是谁干的吗？”他问。

郭春海摇摇头：“没看见人。但车辙印很深，是卡车。能开卡车上山的，不是一般人。”

老孟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这事先别声张。我让人去查。”

郭春海说：“孟场长，锯口很新，是电锯干的。林场的电锯在库房里锁着，贾仁义管钥匙。”

老孟停下脚步，看着他：“你是说，贾仁义有问题？”

郭春海说：“我没证据，不能说谁有问题。但电锯的事，得查查。”

老孟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去，这事我来办。”

晚上，郭春海回到家，把今天的事跟乌娜吉说了。乌娜吉听完，担心地说：“春海，你这么说贾仁义，他会不会记恨你？”

郭春海说：“不是我说他，是锯口在那摆着。林场的电锯，他管钥匙，出了事他脱不了干系。”

乌娜吉叹了口气：“你得罪他，以后麻烦少不了。”

郭春海说：“不怕。他要是真有问题，迟早露馅。”

过了两天，老孟把郭春海叫到场部。

“查清楚了。”老孟的声音很低，“电锯被人借出去过，借的人说是贾仁义批的条子。我问贾仁义，他说不知道，说钥匙一直在他抽屉里，可能被人偷拿了。”

郭春海问：“信吗？”

老孟看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不信。但没证据。”

郭春海说：“那批木材呢？查到下落了吗？”

老孟摇摇头：“没查到。车辙印到公路上就没了，岔路太多，不知道往哪边去了。”

郭春海想了想，说：“孟场长，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偷伐的人尝到甜头，还会再来。”

老孟点点头：“我知道。从明天起，加强巡护，尤其是那片红松林。春海，你多盯着点。”

郭春海应了一声，转身要走。老孟叫住他：“春海，贾仁义那边，你小心点。这人，不好惹。”

郭春海说：“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