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崇茂沉思良久，终于咬牙道："好！某便依计行事！"</p>

此反间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宇文颖巧妙地利用了吕氏地方豪强与尉迟敬德外来驻军之间的天然矛盾。尉迟部的士兵大多由代北地区的胡汉混杂边军组成，这导致他们与本地的盐枭武装不断产生摩擦。</p>

吕崇茂依计假意设宴，然而，尉迟敬德并非庸将。他早已得到密报，得知吕崇茂与唐使密会，遂佯装不知。其暗中调兵遣将，当夜便率亲卫八百骑突袭县衙，斩杀吕氏宗族三十七人，仅余吕崇茂之子吕世冲率残部退守城南盐堡，联合中条山矿工继续抵抗。</p>

自此，夏县陷入三方混战，尉迟军据城北官署，吕氏残党控城南盐池，城外更有突厥阿史那摸末游骑出没。</p>

李渊的反间计虽未能诛杀尉迟敬德，却成功引发了夏县内乱。当时李世民正与宋金刚主力对峙于柏壁（今新绛），闻夏县生变，他敏锐意识到这是个破局的关键。若能拔除夏县这颗毒瘤，唐军侧翼暴露危局便可避免，更可打通黄河漕运。李世民当机立断，留下李世积虚张声势牵制宋金刚，自己亲率玄甲军三千、陌刀队五百，沿涑水河谷急行军二百里，五日内便抵达夏县外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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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三年（620年）五月二十日，唐军开始组织总攻，辰时，唐军三百架改良蹶张弩齐射，特制"燕尾链箭"穿透城楼木盾，箭尾铁链系火油棉团，瞬间引燃城头战棚。巳时，工兵以"吕公车"（移动盾车）掩护至城下，用"洛阳铲"雏形工具探测墙体薄弱点，集中轰击隋大业年间修补的西南角夯土层。午时，城南盐堡告破，李世民采纳段志玄建议，驱赶溃兵冲击主城门，引发城内守军误判自相残杀。到了未时，尉迟敬德率死士从水门突围，遭秦琼埋伏，其标志性马槊被斩断。</p>

尉迟敬德面对秦王李世民大军压境被迫撤军，不久便举兵投降唐朝。吕氏残部孤立无援，最终被李世民率军攻破，之后渡河投靠王世充，成为武德四年洛阳围城战的顽固力量。</p>

当日，夏县城墙在唐军的飞石火攻中轰然崩塌，秦王李世民策马立于焦土之上，下达了令后世史家争论千年的屠城令。这座承载着河东盐业命脉的古城，在三日血洗中化作人间炼狱，《旧唐书》以寥寥"屠之"二字记载的惨剧，实则是唐初军事政治生态的残酷缩影。</p>

当我们拨开史册的迷雾，会发现这场屠城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串联着李唐崛起之路的血色链条，更折射出权力书写对历史真相的扭曲。</p>

夏县屠城远非唐军首次大规模杀戮。早在武德元年（618）浅水原之战中，李世民击败西秦霸王薛举后，就曾坑杀降卒八千余人，《资治通鉴》载"收其精兵，余众悉坑之"。</p>

这种残酷手段的背后，是李唐政权对关中周边军阀的威慑策略，通过极端暴力摧毁地方抵抗意志，震慑潜在叛乱。但薛举之子薛仁杲次年复叛，印证了单纯杀戮无法根除反抗，这也为两年后的夏县惨剧埋下了伏笔。</p>

在唐军攻打夏县之前，河东战场在武德三年已成死局，刘武周部将宋金刚突破雀鼠谷，吕崇茂据夏县切断唐军粮道，尉迟敬德精骑游弋袭扰，唐军陷入三面受敌之境。</p>

李渊之后派遣永安王李孝基东征惨败，被俘将领中更爆出独孤怀恩谋反丑闻，朝野震动。在这种危机下，李世民选择以夏县为突破口，既是为扭转战局，更是为重塑军事权威，因此前他在柏壁与宋金刚对峙半年无功，急需一场标志性胜利。</p>

夏县城破时，唐军展现出系统化的屠城计划。据推论，实际执行屠城任务的是宇文颖部，而李世民在破城后，则迅速返回长安受封，九日内竟完成五百里行军，这种速度已印证其可能在攻打夏县之前，便已提前部署了屠城方案，其迅速离开亦是为规避屠城元凶的责任。</p>

此次屠城事件的血腥细节在史籍记载中若隐若现，当吕崇茂卫队的最后防线被彻底击溃后，唐军对战俘的集体处决，与当年"胜兵者悉斩之"的诏令形成互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在屠城之际特意保全了城南盐池管理机构，待战事甫定便急遣盐铁使接管运营。这种对战略资源的有意识控制，深刻揭示了封建战争中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互为表里的本质特征。正如李世民在战前动员时所说："夏县之盐，当为大唐血脉。"这种将暴力与经济利益捆绑的策略，成为贞观年间边疆政策的雏形。</p>

关于屠城令的归属，史笔之争构成了权力书写的经典案例。后世史家将责任归咎李渊，记载其言作为推论，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後患。"</p>

有史学家对此提出尖锐质疑，指出了赦令存在明显破绽。李渊在赦免河东周边四州时，唯独未赦夏县所属的蒲州总管府辖区。这种政策断裂现象与武德初年"绥抚四方"的治国方略存在根本矛盾，所谓"刻骨仇恨说"实难成立。现代研究通过行军日志复原发现，李世民部自破城至返抵长安仅耗时九日，携带辎重的凯旋之师根本无法完成如此高强度的屠杀作业，实际执行者更可能是李渊直属的军事集团。而且，武德四年御史台"秦王部曲滥杀"的弹劾文书，恰成为判定李世民军事集团责任归属的关键佐证。</p>

不管后世对此段历史怎样争论，这场屠杀实则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幸存的吕氏残部渡河投奔王世充，成为日后唐军洛阳围城战中最顽固的抵抗力量；尉迟敬德因参与夏县守卫战，降唐后始终遭受猜忌；更关键的是，暴力威慑被制度化为唐初边疆政策，贞观四年李靖灭东突厥时"男子皆斩"的记载，正是夏县模式的延续。</p>

当今日夏县禹王城遗址那些带着刀痕的唐代墙砖展现在后世面前时，历史的慨叹犹在耳畔："太宗之烈，半由仁德，半由屠刀。"而埋藏在历史缝隙中的权力博弈，终究在玄武门之变后完成了最后的叙事重构，那些沾满鲜血的决策被悄然转移给退位的高祖李渊，而唐太宗李世民的仁君形象则在史官的笔墨中愈发璀璨。</p>

五月二十九日，李世民率亲卫返回长安城。当日清晨，当秦王的仪仗出现在长安春明门时，朱雀大街两侧的欢呼声里暗藏着战栗。百姓们看见凯旋队伍中满载盐包的骡车，却看不见盐袋缝隙渗出的暗红结晶；百官听见礼部宣读"加授秦王十二卫大将军"的封赏，却听不见夏县地牢里尚未咽气的呻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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