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十月，年逾古稀的唐朝礼部尚书李纲向朝廷上表请辞，请求致仕还乡。此前四个月，这位七十四岁的老臣刚被唐高祖李渊委以重任，任命为太子詹事辅佐储君李建成。</p>

李纲作为隋唐之际着名儒臣，其仕途横跨北周、隋、唐三朝，以刚正敢言闻名朝野。他在隋朝任太子洗马期间，因直谏太子杨勇整肃骄纵之风，遭权臣杨素、苏威构陷而罢官，退隐鄠县十余载。</p>

唐朝立国后，李渊钦慕其清誉，于武德二年（619年）六月封任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保之职，命其辅佐太子李建成；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更令其以太子少师身份教导太子李承乾，成为隋唐两朝三位储君的帝师。</p>

在太子教育中，李纲秉持&34；以经史立根本&34；的理念，每日于东宫崇文馆授《春秋》《礼记》等典籍，尤重阐释&34；君君臣臣&34；的礼法秩序与&34；民为邦本&34；的治国之道。据《旧唐书》记载，他常引汉高祖纳谏、光武帝勤政等史例，结合隋亡教训，告诫太子&34；奢靡者失国，纳谏者昌明&34；。</p>

唐初，高祖李渊沿袭隋制实行太子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制度，作为太子少保的李纲每日辰时经筵讲学、午间策论问答、申时政事模拟形成定制，李纲更创新采用&34；侍读制&34；，要求太子将《尚书》《汉书》治国理政篇章抄录成册，逐条批注呈交御览。</p>

唐高祖对此套教育体系极为重视，特诏令东宫属官&34；詹事府&34；每月朔望考核太子课业，并将李纲编订的《储君箴规》作为制度范本。贞观年间李世民延续此制，甚至在李纲八十岁致仕时仍保留其&34；太子少师&34；虚衔，以示尊崇。这种将儒学经义与实务训练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深刻影响了唐代储君培养体系，成为后来《贞观政要》编纂的重要思想来源。</p>

太子李建成初掌东宫时，对这位三朝老臣颇为敬重，《旧唐书》记载&34；太子每见纲论事，辄正容敛衽&34；，甚至&34；亲奉经书问义&34；，俨然尊师之礼。</p>

但是，随着秦王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接连平定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主要割据势力的胜利战果，其军功日益显赫，朝野威望日隆，东宫与秦王府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不断激化。这场权力之争很快从单纯的储位争夺，演变为涉及军政各方、牵动整个帝国格局的全面对抗。</p>

李世民凭借赫赫战功获封天策上将，获准开府置官属，形成了与东宫并立的权力中心。秦王府不仅网罗了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还聚集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百战名将，成为朝中最具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p>

与此同时，太子李建成也不甘示弱，一方面私募长安恶少及突厥降兵组成&34；长林军&34；，另一方面联合齐王李元吉扩充武力，形成三方军事对峙的局面。李世民则通过陕东道大行台掌握东部军政大权，进一步威胁太子的监国地位。</p>

太子李建成组建的私兵武装&34；长林军&34；的命名，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政治寓意。这一名称的由来，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从历史传统来看，&34；长林&34；之名可追溯至汉代太子卫队制度。《汉书》明确记载汉太子宫设有&34；长林门&34；，其护卫士兵被称为&34；长林士&34；。李建成沿用这一古称，既彰显了其作为储君的正统地位，又暗含继承汉制的政治象征意义，以此强化自身的合法性。</p>

就地理环境而言，唐太子东宫位于长安城东北隅，其北门外的禁苑中确实存在名为&34；长林门&34；的建筑群。据《长安志》记载，此处&34；林木深茂&34；，而太子私兵多在此操练驻扎，因此以地理特征命名也顺理成章。这种命名方式既符合实际，又赋予了这支武装特殊的地缘标识。</p>

从字义上分析，&34；长林&34；二字颇具深意。&34；长&34；字喻示太子作为储君的未来统治地位，而&34；林&34；字则暗含&34；聚木成林&34；的军事集结之意。李建成借此名目，将分散招募的两千余名亡命之徒和突厥降兵整合为一支建制武装，既体现了规模，又暗示了组织性。</p>

在政治隐喻层面，&34；长林军&34；的命名与秦王府的&34；天策府&34；形成鲜明对比。与后者强调&34；奉天策略&34；的进取精神不同，&34；长林军&34；更突出&34；根基深固&34；的守成理念，刻意区别于秦王集团的军事风格，以此突显太子作为守业者的正统地位。这种命名策略反映了李建成集团独特的政治诉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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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唐太子李建成的&34；长林军&34；在官方记载中多被视为非法私募的武装。武德七年杨文干事件后，李渊曾以&34；私募长林兵，图谋不轨&34；为由责罚李建成，这一史实表明该名称在当时已被官方认定为太子私兵的代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