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八月，河北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窦建德亲率十五万夏军自乐寿（今河北沧州献县）誓师南下，这支以&34；玄甲精骑&34；为先锋的劲旅沿着永济渠浩荡西进，马蹄声震得两岸垂柳簌簌落叶。</p>

此次夏军的剑锋所指，正是扼守太行八陉之滏口陉的军事重镇，洺州（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广府镇）。这座矗立在洺水北岸的坚城，既是河北粮仓的锁钥，更是控制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交通的咽喉要地。</p>

窦建德选择洺州作为战略突破口，实三种有深谋远虑。其一，洺州距其根据地仅二百余里，可依托永济渠快速补给战略物资；其二，攻占此地便可切断唐军自太原经滏口陉南下的通道，稳固边界的统治；其三，若能控制洺水航道，夏军水师可直抵黎阳仓，与唐军形成夹击洛阳之势。</p>

夏军幕府中，谋士凌敬指着舆图进言：&34；取洺州如断李唐一指，届时河北道十二州便可尽入大王彀中矣！&34；</p>

此时的洺州城头，淮安王李神通正凭栏远眺。这位时年四十六岁的李唐宗室名将，望着城东蜿蜒的洺水陷入沉思。他手中仅有从太原带来的三万府兵，更要命的是城中存粮仅够月余。因半月前王世充部将郭士衡袭扰河内，已截断唐军粮道。</p>

&34；传令各营主将，寅时三刻中军帐议事！&34；李神通突然转身，甲胄在秋阳下泛着冷光。</p>

当夜烛影摇红中，诸将争论不休：裨将张公瑾力主死守待援，长史温彦博则谏言&34；存人失地，人地皆存&34；。</p>

五更梆响，李神通拍案定策：&34；传令下去，撤往相州！&34；</p>

他的这个决定背后是精密的战略考量，因相州（今河南安阳）地处漳水南岸，城防体系完备，更与李世积驻守的黎阳仓形成犄角之势，可相互支援；且漳水秋汛将至，天然屏障可阻夏军铁骑；更重要的是，放弃洺州这个突出部，能将战线拉直，集中兵力防御黄河北岸。</p>

黎明时分，唐军效法&34；增灶减兵&34；之计，在洺水两岸遍插旌旗，主力却悄然沿滏口径西撤。</p>

八月八日一大早，当窦建德前锋抵达洺州时，只见城头鼓角相闻，殊不知守军已十去其九，只留下总管袁子干驻守城池，与夏军周旋，为唐军大部撤退获取充足的时间。</p>

作为宗室重臣兼河北道行军总管，李神通的这一战略撤退绝非随意之举。据《唐六典·兵部》记载，唐代边将&34；凡有军机大事，须遣使驰驿奏闻&34；。</p>

这一制度沿袭了隋代成熟的军事管理体系，要求前线将领在作出重大战略调整时必须及时向中央朝廷汇报。李神通在率军撤往相州后，立即通过驿站系统向长安递送了&34；露布&34；（紧急军报）。</p>

这份军报的内容完全符合唐代军事文书规范：首先详细陈述了撤军理由，包括&34；贼势浩大，粮械不继&34；等实际情况；其次汇报了新防线的部署情况，特别是相州的防务安排；最后提出了需要朝廷协调的事项，如调拨黎阳仓粮秣、联络李世积部等具体请求。</p>

《资治通鉴·卷188》明确记载：&34；神通退保相州，遣使告急&34；，这一记载不仅证实了李神通确实执行了奏报程序，更说明其程序完全合乎典制。</p>

唐代的驿站系统在此次军情传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唐六典》记载，重要军情需以&34；六百里加急&34；的速度传递，确保确保五日可达长安，让朝廷能够及时掌握前线动态并作出相应部署。</p>

李神通选择相州作为新的防御据点，既考虑了地理优势，也兼顾了与黎阳仓等后勤基地的呼应关系，这种战略布局同样需要获得朝廷的认可和支持。</p>

这一事件生动展现了唐初军事制度的几个重要特点：一是严格的军事指挥纪律，即便是宗室将领也必须遵守奏报制度；二是完善的军情传递系统，确保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三是战略决策的规范化流程，重大军事行动必须经过朝廷认可。这些制度的确立，为后来唐王朝的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p>

此外，这场战略撤退的深意，在半月后的黎阳会师中显现端倪。李神通与李世积合兵五万背靠永济渠，如同在窦建德与王世充势力范围之间打入楔子。而仓促接管洺州的夏军，很快发现要维持这座孤城的运转，竟需每日从二百里外运粮，而且，永济渠的漕船，正暴露在唐军黎阳大营的兵锋之下。这场看似夏军攻城略地的胜利，实则埋下了武德四年虎牢关大战的战略伏笔。</p>

唐朝朝廷在关注李神通部战略退守相州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其他军事势力的震慑，为了防止窦建德、王世充合流，急忙调遣左武卫将军秦武通加强洛阳东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