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职责清单的制定。张干事梳理外交部在协作中的核心需求：谈判现场的安全风险评估（如参与人员背景、场地安全隐患）、突发情况的外交应对建议（如是否暂停谈判）、与谈判对手的沟通协调；刘参谋则明确军方的核心职责：外围区域的军事威胁监测（如异常雷达信号、不明武装动向）、反制措施的制定与准备（如加强巡逻、调整兵力部署）、外交侧安全需求的军事响应。</p>

双方共同划定 “协作触发场景”，初步分为三类：一是外交谈判前的安全准备（如场地勘察阶段的军事环境评估）；二是谈判过程中的实时安全保障（如现场突发人员干扰、外围异常动向）；三是谈判后的离场安全护送（如参与人员返程路线的军事警戒）。每类场景下，明确双方需同步的信息类型（如准备阶段需同步场地位置图，实时保障阶段需同步现场动态视频）。</p>

基础流程设计为 “每日例会 + 实时通信” 结合：每日谈判开始前 1 小时，双方召开线上例会，同步前一日安全情况、当日谈判流程与军事监测重点；谈判期间，通过专用通信信道保持实时联络，外交部每 2 小时传递一次现场安全简报，军方同步反馈外围监测数据。李技术员为实时通信信道设计加密方案，确保信息传递安全。</p>

框架初稿完成后，在一次内部研讨中，发现 “谈判突发紧急情况（如爆炸威胁）的响应流程” 未明确，张干事与刘参谋补充 “紧急响应专项条款”，规定此类情况需直接启动军方应急通道，跳过常规例会流程，确保快速反应。这一补充，让框架的完整性进一步提升。</p>

1972 年 3 月，联动预案进入 “触发条件细化” 阶段 —— 这是确保协作不盲目、不滞后的关键。此前的框架仅划定了协作场景，未明确 “何种情况需启动军事反制准备”“反制措施的强度如何匹配威胁等级”，赵工程师（技术支持）与张干事、刘参谋共同牵头解决这一问题。</p>

团队首先收集过往外交活动中的安全威胁案例，提炼出可量化的威胁指标：如 “不明人员试图突破核心圈安检”“雷达监测到靠近谈判区域的未知飞行器”“收到匿名安全威胁信息” 等。针对每个指标，赵工程师设计 “威胁等级评估表”，从 “发生概率”（如偶发、频繁）与 “影响程度”（如干扰谈判、危及人身安全）两个维度，将威胁分为三级：一级（低风险）、二级（中风险）、三级（高风险）。</p>

对应不同威胁等级，制定军事反制措施的触发标准：一级威胁（如单个不明人员徘徊），触发 “外围加强巡逻”；二级威胁（如未知飞行器靠近），触发 “雷达跟踪 + 地面兵力待命”；三级威胁（如确认爆炸物威胁），触发 “全面封锁周边区域 + 应急部队进驻”。同时，明确外交部的触发反馈责任 —— 当谈判现场监测到一级及以上威胁，需在 5 分钟内将具体情况（如威胁位置、人员特征）传递给军方；军方收到后，10 分钟内反馈反制措施启动情况。</p>

为避免 “误触发”，团队引入 “多源验证” 机制：单一指标达到威胁等级，不立即触发反制，需结合其他辅助信息（如技术监测数据、人工排查结果）综合判断。例如，监测到 “不明人员靠近核心圈”（一级威胁指标），需同时确认该人员 “无有效身份证明” 且 “携带可疑物品”，才触发外围巡逻加强；若仅为迷路人员，则由外交侧单独处理，不启动军事响应。</p>

赵工程师开发 “触发条件评估系统”，将威胁指标、等级标准、多源验证逻辑录入系统，外交部与军方可实时录入监测信息，系统自动生成威胁等级与建议反制措施。测试中，系统对 “未知飞行器靠近” 的威胁等级判定准确率达 92，仅出现 2 次因数据不全导致的误判，后续通过补充雷达信号细节数据，准确率提升至 98。</p>

1972 年 5 月，联动预案的 “协作流程细化” 工作启动，核心是将 “框架 - 触发条件” 转化为可落地的 “步骤化操作”，明确每个环节的责任人、时间节点与备选方案。李技术员团队绘制 “协作流程思维导图”，张干事与刘参谋逐环节审定，确保无流程断层。</p>

流程分为 “预警 - 响应 - 评估 - 调整” 四步。预警阶段：外交部通过人员识别系统、场地监控设备捕捉谈判现场异常（如未授权人员闯入），军方通过雷达、地面监测点捕捉外围异常（如异常车辆集结），双方将信息同步至触发条件评估系统，系统生成预警等级；张干事负责外交部预警信息的整理传递，刘参谋负责军方预警信息的汇总分析。</p>

响应阶段：根据预警等级，军方启动对应反制措施 —— 一级预警由外围巡逻队加强频次，二级预警由区域指挥部调派备用兵力待命，三级预警由应急部队进驻核心圈周边；外交部同步调整现场安保：一级预警增加安检人员，二级预警暂停谈判中场休息，三级预警组织人员撤离。每一步响应，需在 15 分钟内完成启动，并由双方联络人确认反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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